宋辽之战由来已久。宋太祖时，帝国新建，事务杂乱，对辽的政策以防御为主。太宗时，国力渐盛，兵力稍壮，对辽的政策由保守变主动，太宗曾两次御驾亲征，结果被辽兵打得一筹莫展，再次恢复守势。此后，契丹人得意洋洋，动不动就南下侵扰一番，掠金帛，夺人口，北宋的北方百姓饱受边患之苦。真宗即位后，宋弱辽强的局面如故，契丹骑兵频繁骚扰边境，两次在高阳关大败宋军，俘获主将，耀武扬威。在这种情况下，真宗提拔天资忠义、能断大事、志身殉国、秉道嫉邪的寇准，与毕士安同为宰相。寇准拜相仅一个月，辽兵再次发威，萧太后、辽圣宗亲率二十万大军从幽州出发，浩浩荡荡南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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契丹人的铁骑虽然彪悍，但宋军也不是吃干饭的。河北军民奋起抵抗，辽兵吃了不少苦头，最终在定州被阻击。鉴于定州久攻不下，辽兵绕过定州，继续南下。为了麻痹宋廷，辽兵“纵游骑掠深、祁间，小不利辄引去，徜徉无斗意”(《宋史·寇准传》)。面对辽兵挑衅，寇准命诸将提前做好御敌工作，厉兵秣马，枕戈待旦。
契丹人远道而来，粮草不足，终于耗不下去了，索性撕掉伪装，大举进犯，“急书一夕五至”(《宋史·寇准传》)，宋廷人心惶惶。迎战还是逃跑，群臣和真宗选择了后者，当然，他们称之为南巡，或战略性转移。当时，有人建议迁都南京，有人建议迁都成都，各执一词争论不休，都想让自己的家乡风光一下，他们也顺便衣锦还乡。
满朝文武，只有寇准一人明言反对迁都，“今敌骑迫近，四方危心，陛下惟可进尺，不可退寸”(《资治通鉴》)。生于深宫的真宗不是个硬汉，在英武魄力方面比太祖、太宗差远了，寇准的话，虽然起到了一定作用，没能从根本上劝服真宗，帝意犹豫未决。真宗如此胆怯，如此缺钙，寇准犯了拗劲，撇下皇帝，转身出了大殿。
刚出大殿，寇准碰上了一个人，此人名叫高琼。见到高琼，寇准立马也有了主意，别人劝不动真宗，高琼指定能。高琼是三朝元老，武将出身，大字不识几个，却为人刚直，一身是胆，官居检校太尉、忠武军节度使，殿前都指挥使太尉。寇准把真宗的迁都意思说给高琼听，就是想让高琼耍横，帮忙搞定真宗。“琼武人，愿效死”(《宋史·寇准传》)!说完这话，高琼进入大殿，对真宗说，宰相寇准是对的，其他人是混蛋，“愿陛下亟幸澶州，臣等效死，契丹不难破”，说只要陛下御驾亲征，坐镇澶州，靠前指挥，鼓舞士气，将士效命，这些个契丹毛贼不在话下。听了高琼这番话，真宗心里有了底气，想打个翻身仗，“帝意遂决”(《资治通鉴》)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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澶州是北宋都城汴京的北大门。北宋时，黄河流经澶州，将澶州城一分为二，南北两岸各有一城，位置极其险要。当时，辽兵已经兵临澶州北城之下，并对澶州北城形成东、北、西三面合围之势，澶州军民誓死守城。尽管澶州将士射杀了轻敌冒进的辽兵统帅，辽兵受到重创，但胆怯的真宗依然不敢奔赴一线。
真宗是个胆小鬼，按他的理论，只要到了澶州就行，不一定非要渡过黄河到北城去，在南城照样算御驾亲征。不跟一线将士在一起，这算哪门子御驾亲征?寇准劝真宗，“陛下不过河，则人心益危，敌气未慑，非所以取威决胜也”(《宋史·寇准传》)，陛下放心，我已经安排大军严阵以待了，辽兵杀不过来，陛下还是过河吧。
寇准的防御工作算是做到家了，话也说到家了，但真宗仍惧怕的不敢过河。见真宗赖在南城不懂身，高琼看不下去了，“固请”真宗过河，真宗仍稳如泰山。高琼这下急了，“即麾卫士进辇扣陛”(《资治通鉴》)，真宗见高琼来硬的，不得不上了御辇。辇驾刚到浮桥，真宗又胆怯了，辇夫们见皇帝吓得浑身发抖，也停了脚。
怎么不走了?既然已经到了这里，还打算掉头回去吗?高琼一阵责骂。辇夫是皇帝的人，惟皇命是从。高琼的话，没能让辇夫抬脚前行，高琼怒了，“乃执楇筑辇夫背”(《资治通鉴》)，拿起盛车轴润滑油的器皿朝一个辇夫的后背砸去。敢在真宗面前如此动粗，也只有率真鲁莽的高琼了。真宗一看不妙，这才命辇夫继续前进。不管怎么说，真宗最终还是达到了亲征的目的地。皇帝驾到，并登上了北城门楼，这一幕，极大地振奋了军心，“诸军皆呼万岁，声闻数十里，气势百倍”(《资治通鉴》)。相信这震耳欲聋的欢呼声，也传到了辽兵耳朵里，因为“契丹相视惊愕，不能成列”(《宋史·寇准传》)，一时间自乱阵脚。这架势，还用再打吗?宋辽当年签订《澶渊之盟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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真宗一现身，宋军振奋，不战而屈人之兵，辽兵军心涣散。对于澶渊之战的最大功臣，多数人把票投给了寇准。诚然，寇准想了不少招，费了不少劲，但他本人并未促成真宗御驾亲征，直接促成此事的应该是高琼。总之，这一战胜了，有寇准的功劳，更有高琼的功劳。《宋史》论曰：“真宗澶渊之役，高琼之功亦盛矣!”
澶渊之盟，对真宗及宋廷来说，是城下之盟，是一种屈辱的胜利，毕竟每年要送给契丹人十万两银子，二十万匹绢，还要认对方为兄弟。但是，这是宋廷“重文抑武”的必然结果。花钱买和平，虽然让人难出那口恶气，但宋辽由此结束数十年的战争，步入和平友好期，换来了北方百余年相对安定的局面。
